監所內的閱讀:受刑人的啟蒙與知識自由

這一篇短文是應一位長期關注監所改革的同學之邀所撰寫的。不論在實踐行動或是知識上,許多人都比我有資格針對這一個議題提出意見與想法。某個意義上,這篇短文僅是收割許多人的成果而已。但我真心的認為,監所改革雖然一般人認為微不足道,但這卻是一個國家顯示出對於處於「例外狀態」之人的關注程度:在一個拘束個人自由的場域,思考收容人的主體自由以及實現程度,這對一個社會的自我反省與進步有根本的指標意義。

PNN更改了標題以及段落,讓主題更明顯。特別段落讓閱讀更簡明。

原文的內容如下:

監所內的閱讀?受刑人的啓蒙與自由?短評「看守所內的新閱讀」一文

陳弘儒(美國喬治城大學法學博士候選人)

公視新聞議題中心刊載了一篇林建成記者的短報導:「看守所內的新閱讀」[1],介紹屏東看守所與鄰近圖書館對於收容人的閱讀書籍相互合作,每三個月定期更新書籍,培養收容人的閱讀興趣。這篇報導雖然簡短,卻揭示了收容政策的一個重要面向:收容人透過閱讀的自我成長與反省。作為一個理念與政策需要許多層面的思考與想像,屏東收容所所採取的這種方式,在國外也有類似例子,例如在美國田納西州的那許維爾市,每週三都有一個閱讀活動:哲學家Lisa Guenther與他的學生,帶著「受刑人」閱讀柏拉圖(Plato)的著作,並且讓他們學習說出自身對於閱讀的心得以及描繪出自身內心的想法,在英國,亦有教師Alan Smith,帶著受刑人閱讀與討論長達14年之久。筆者欣見在監所政策上有越來越多的改進,而或許借鏡國外的例子有助於提供我們更多的思想素材。

以美國為例,其最早監獄圖書服務的形成,約是從1790年代的費城開始的,由費城囚犯協會(Philadelphia Prison Society)提供囚犯閱讀書籍的服務,根據Rubin的研究,這項服務的基本目的有兩個:人道主義與宗教意涵。[2] 費城囚犯協會本身的宗教性質,基本上所有提供的書籍都是宗教性質居高。之後,在州監獄方面亦有數州開始監獄的圖書服務,例如肯塔基(1802,第一個州監獄圖書館),田納西(1829)以及加州(1852)等等,而聯邦監獄圖書系統約則是約從1929開始啓用。在這些發展過中,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監所的書籍借閱制度並非全然是監所自己的事務而已,相反地美國圖書館協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也陸續扮演著積極角色,例如從1930年代開始,關於監所圖書制度的學術文章持續出現,而在目前在美國圖書館協會的網站中,也可以見到許多關於監所圖書制度的相關資源或討論。[3]

除了監所與圖書館的某種配合之外,我們也可以從具體的參與者角度觀察間所內的閱讀所可具有的效果。例如,前面提及的田納西州哲學家帶著「受刑人」閱讀柏拉圖的例子。這場讀書會參與者很「特別」,因為參與者除了是哲學專業出身的教授與學生外,更有十位在田納西的「死刑犯」。讀書會的閱讀範圍很廣泛,從「申辯篇」(The Apology),開始探討蘇格拉底對於陪審團的主張,而有位「同學」說,他希望他的律師閱讀這一本書。他們也討論,在克裡托篇中(Crito),到底蘇格拉底是否是一個政治犯(a political prisoner),在何種意義下,政治犯可以選擇抵抗呢?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對於一般人而言應該非常陌生,但卻真實地發生在哲學家與死刑犯的對話之中。 藉由著閱讀,死刑犯不僅能夠思考閱讀對象的內容,同時他們也在思考自身的意義。我想,Lisa Guenther為獄政教化的功能提出了一個根本問題,需要大家共同思索:「自我轉化的可能性何在?當你的生活被結構化成『站起來』/『蹲下』/『站起來』的諸多指令時,你如何找到一個有尊嚴的方式做這些事情?」

適當的閱讀所發揮的功能不僅是讓閱讀者理解外在對象與知悉其意義(例如,知悉自然世界的生成等等),閱讀更可能為「閱讀者帶來對於自身存在的意義與價值有許多啓發」,在閱讀過程中自己成為了一個可以被思考的對象,這是閱讀與思考的特色之一。然而,必須注意的是獄所中的閱讀往往是被鑲嵌在一個更特別的脈絡下,收容人是在不自由的結構中尋求自我認識與實現(主體自由),作為一種監視機構的獄所對於閱讀會產生何種影響仍有待討論。我們可以從Alan Smith的例子中找到蛛絲馬跡。在進行了14年的讀書會後,Alan Smith選擇終止讀書會,因為他開始漠視受刑人所說的種種自身的想法或是經驗。或許有些人會以Alan Smith的例子說,「你看,教了14年之後,他還是不得不退出在監所教導犯人唸書與思考的活動,這表示這個方式沒有太多意義或功用。」然而,這可能是個錯誤的解釋,因為Alan Smith對於受刑人發言內容的漠視不是來自於閱讀,而是透過「閱讀」發現到(或觀察到)「自己」對待他人的反應是如此的需要作修正,基於自我責任的要求,而調整與改變未來的行動(或選擇),這是Alan Smith的例子可以給我們的一個深層啓發。閱讀可以讓一個人重新觀照自己,也關照他人。

最後,請容許我回到屏東收容所的借閱制度的基本反省之上。無疑地,屏東監所的新措施是受到肯定,鮮少人會否認閱讀對於閱讀人本身所具有的內化改變效果。然而作為一種政策,除了必須思考的是制度性目的與安排是什麼之外。 在此也必須思考下述議題:例如,在監所的特殊脈絡下,閱讀的意義是什麼?文字對自我認識的可能性與功用是否因為收容人的身份與監所的制度環境而受到限制?是何種限制?具體的制度設計如何設計與規劃的?(例如,書可以借多久?)「借書」在監所內是否為「獎賞」的一環?或是「禁止借書」成為「懲罰」的一環?「可否借閱書籍」是否會被成為一種治理的方式之一?或是,監所內的可允許借閱的書籍是否有一般性的原則設定?(例如, 就是哪些書會被「允許」或是「挑選」進入間所內?)甚至,監所是否允許收容人閱讀更具有精神與公民意識啓蒙的書籍,而非僅限於閱讀心靈的自我成長等書籍?上述每個問題本身都是複雜的叢結,不僅需要理論作為思考架構一層一層抽絲剝繭地分析問題內涵,也必須依賴於監所不斷地從實踐過程中自我反省。而如何在監所之擔負的「教育功能」的規範目標下,盡可能地實現收容人藉由閱讀所獲得的「啓蒙與知識自由」將會是一個重要且根本的挑戰。


[1] 報導可參考,http://pnn.pts.org.tw/main/2013/08/01/看守所內的新閱讀/。

[2] Reha Joyce Rubin, U.S. Prison Library Service and Their Theoretical Bases, Occasional Papers, No. 110, Dec., 1973.

[3] 相關網址可以參考,http://www.ala.org/tools/prison-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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