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不服從的非暴力性質:兼論佔領立法院與行政院的非暴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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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攝於佔領立法院的濟南路現場)

如同黃丞儀教授在「馬總統應該追求的歷史地位」一文開頭中指出,任何行動其意義往往在事件當下不容易看清楚,這一次318學運的歷史意義也是如此,截至目前為止10多天的立法院議事堂的佔領行動尚未落幕,324的行政院鎮壓驅離行動才剛結束,在青島東路與濟南路上許多公民會議,小組討論探討主題都圍繞在服貿的多層次意義,與在此憲政危機的當下公民應該如何行動。

 

這大概是這十多年來台灣社會第一次全民如此接近憲政時刻,公民展現出分歧多元的意志探討台灣的未來,探討該如何與中國互動,探討憲法規範如何發揮作用,探討人民的基本政治生活方式應該受到何種保障。在紛擾時期的世代往往可以激發出一些有創意與影響深遠的論述與主張。目前歷史要將我們帶往何種方向或許仍未明朗,但是可以確定的是,不以憲政時刻作為思考此次運動的基本軸線會讓我們讓錯失許多珍貴的討論資源。公民不服從的概念也應該放在這個憲政時刻下思考!

 

雖然,從憲政時刻思考公民不服從運動有著重要意涵,但是這一篇文章的目的不在於此,我將另文為之。這一篇文章在處理的議題是公民不服從作為一種非暴力行動的意義,以及釐清圍繞在非暴力行動的相關誤解。我要討論的主題有下述三個:1. 為何公民不服從行動是非暴力的,我將梳理Rawls的討論。2. 如何理解暴力與非暴力的界限,我將嘗試從行動哲學角度給出一些思考線索。3. 佔領立法院與行政院的非暴力性質。

 

我必須承認這一篇文章預設了許多東西,不論是背景知識或是價值預設,我會儘量在背景知識降低入門門檻,在價值預設之處主動表明,我想要達成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持續地為台灣許多公民不服從運動注入知性心血,讓參與者有許多概念工具與價值論述可以使用!請讓我一一來討論上述的主題。

 

  • 為何公民不服從是非暴力的行動?

 

John Rawls在A Theory of Justice在定義層次上便將公民不服從界定為非暴力行動,此舉當然引起許多質疑,但是他提出兩個關鍵理據,說明為何公民不服從是非暴力的。

 

第一,他認為公民不服從行動像是一種公開演說,是一種表達的方式(a mode of address)一樣。在類比到公開演說時,這個理由為公民不服從提出了一個很關鍵的主張,公民不服從的參與者是在向大眾(依照Rawls的話就是多數人)表達自己對於系爭法律或是政策的價值判斷,這個價值判斷的依據是少數人認為應該被提出來的正義觀。換言之,公民不服從的參與者是試圖與社會多數人溝通。然而,如同公開演說一樣,如果演說本身具有暴力的話,那我們不會稱之為演說,因為演說者(運動參與者)並不是在與他人溝通,而是在於忽視他人的意志決定,僅要求他人接受自己論點。

 

公民不服從的非暴力性質的第二個理據是,在一個合理接近正義的社會裡面,成員對於整體法律有一種尊重的態度,我們可以稱之為「對於法的忠誠」(the fidelity to law)。這種態度會讓社群成員在進行公民不服從時形成一種內存的控制條件,參與者是抱持著真誠的態度與信念在進行不服從行動的,也願意面對可能隨之降臨的法律責任。這樣的對法的忠誠會讓行動者採取不服從方式時使用非暴力,因為這會讓社會大眾(多數人)理解到不服從者的真誠的政治信念。

 

將這兩個理據合起來看,可以這麼說,所謂的Rawlsian公民不服從(Rawlsian Civil disobedience)具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溝通功能(communicative function),而公民不服從的行動是一種言語行動(speech act),參與者透過其自身的行動不僅僅表達出自己的政治信念,他們同時也針對社會大眾提出自身訴求,邀請不同意其論點的人思考系爭法律與政策背後涉及到基本爭議,並且邀請其他人一同參與(engaged in)這場運動之中。

 

除非我們把公民不服從這種溝通功能給取消掉,不然公民不服從必然要擁抱非暴力這個特色(在我看來甚至是價值)。然而,問題不在於在理論層面是否擁抱非暴力,問題在於如何判斷公民不服從是否「是」非暴力的?很可惜的,這個問題Rawls沒有給出回答。這也不能怪他,因為這涉及到暴力的類型學與倫理學,在這方面據我知道較少有論述出現,特別從自由主義的脈絡下。以下我要做的便是在第二個主題,提出對於暴力的基本說明,但請容許我有修正空間,因為許多想法與論點正在發展中。

  • 如何理解暴力與非暴力的界限,以及本次運動的非暴力分析

 

我要先提出一個基本出發點,要更深入思考公民不服從的非暴力(nonviolence)必須依賴行動哲學所發展的幾個概念分析工具。道理很簡單,公民不服從既然是一種行動(act,這是Rawls用語,但我偏好使用action,在此可以忽視這組區分),那麼對於一個運動必然必須思考何種行動屬於非暴力?或者更基礎的問題是:何謂暴力行動?

 

首先,既然是以行動作為媒介,那麼這個行動對於世界的改變至少可以區分兩個層次(當然可以有其他表述方式):一是行動所本身具有的結果(result),二是行動所形成的後果(consequence)。結果可以理解為是行動對於世界狀態的必然影響,例如「開窗戶」這個行為會「改變室內氣溫」(結果),但是「開窗戶」會讓室內變涼則是後果,因為這取決在其他偶然性條件,才能實現變涼這個事態。有了這組區分,我們可以先說明典型暴力行動的一般性表述。

 

構成暴力行為的最低條件的表述是:行動者有意識地(intentionally)做X,並且理解到X的結果會對於他人造成身體上傷害(我暫不區分傷害與損害)。換言之,X作為一種暴力行為,是因為X的結果是他人身體上傷害。我們不論這種暴力行為的正當化與否,但是這個最低條件確實可以說明許多典型被稱之為暴力行動的事例。較有疑問的是,如果行動本身的結果沒有造成他人身體上傷害,但是行為者意圖透過行為之「後果」強制他人的行為或是自由決定,這是否算是暴力行為?讓我舉一個簡單例子作為討論起點,例如討債公司的砸毀債務人的花瓶行為。砸毀花瓶這個行為所產生的結果是花瓶的破碎,但是其後果卻是企圖影響他人(債務人)的自由決定,我們會說這是一種暴力行為。可是同樣是砸毀花瓶行為,艾未未的破壞行為卻不會被認定為「暴力行為」。或許有人提出「同意」作為反對理由,但是「同意」所涉及到的是行為的正當化問題,在此我們要做的是針對所謂暴力行為提出一般性的判斷標準。

 

行文至此,讓我將焦點更加聚焦在公民不服從的非暴力判定上面。在公民不服從的脈絡下,最具爭議的往往是對於公物的特定破壞行為。例如,本次的佔領立法院與行政院的破窗行為,破壞椅子(有影片表示,這是警方所為),櫃子倒下來等等。請讓我先擱下更複雜的行動哲學的諸多議題,將暴力與非暴力的討論先放在本次的運動之中。

 

首先,指責運動的暴力往往是從行動的非法性開始,但是概念上跟邏輯上一個非法行為(或很可能被認定為非法行為)跟行為是否為暴力沒有必然關係。不然全台灣有開車的人大概往往都做了暴力行為,因為多數人都會違反速限規則。其次,典型的暴力行為,的確就是以他人為行動的目標,例如毆打等等的。佔領議會與行政院當然是很可能被認定為不合法的行動。但是,佔領的行為本身不是暴力的,相反的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這跟暴力行為所產生的直接與具體的物理性對峙狀態根本差很多。仔細回想一下,若不要拘泥於佔領這字義,光看就其行動所顯示的事態,數年前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為何喚起大家對於核能電廠的安全重視,進入核能電廠的部分區域,拍照並且宣傳,有多少人說這是暴力行為?

 

其次,為了佔領,學生需要「架梯」與「打破窗戶」,甚或「破壞門鎖」等等。從上述的分析可以見到這些行動所造成的結果,的確是公物上的損害,但是後果並非在於針對他人的行為或是自由決定產生直接否定。的確,這很可能會被認定為是個非法行為。但也不是暴力行為。或許還有一個例子可以提供反證,佔領行政院當天有位警察盡忠職守,在無法阻止學生湧入行政院後,持續吹哨子,如果學生行為是暴力的,那麼為何還有在人數眾多的優勢中允許員警吹哨子呢?相反地,我們見到的事員警做他該做的,學生反而建立了他履行義務的行動空間!

 

相較於學生的行動,324凌晨馬政府的強制驅離手段更算是暴力行為,許多的影片表明鎮暴警察有意識地透過手中工具(警棍與警盾)造成學生,老師或是一般民眾的人身傷害,更慌論具有國家公權力象徵的警察俱有對於憲法的忠誠義務卻驅離媒體,口辱在場學生等舉動。近代國家雖然壟斷了武力的運用,但是憲法仍然規制了國家公權力行使與執法。有人運用侵門踏戶形容學生行為正當化警察的鎮壓行為,這僅是模糊焦點而已,因為即便在策略上可預見有驅離行動,在實證法上授與行政首長運用警察權驅離,這些行為仍然必須受到憲法層次的憲政規範與政治價值觀所拘束。與其說學生佔領行動是招致強製驅離的,不如思考到底為何馬政府會落到如此天怒人怨,連學生都必須透過不合法手段表達訴求的階段。

 

上述是針對暴力行動的簡單分析,但是沒有說明到何謂「非暴力」,雖然在概念上非暴力是暴力的對立面,但是在運動實踐過程中卻無法如此概念清晰地一分為二。這是事實,也是難題。接下來我想正面表述,一場公民不服從是可以如何實踐非暴力的原則的。這個正面表述是個綱要,仍需進一步發展。

 

何謂非暴力的公民不服從,除了上述概念性工具之外,更需知道的是近代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公民不服從都是某一種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從一個更一般的觀點來看,就是許多個體有意識地以某種方式參與到不服從運動。集體行動的便是這許多個體的總稱。集體行動可以討論的問題很多,但是鑲嵌在公民不服從的非暴力特色,一個重要的切入點是:我們必須區分在運動中的個體行動以及集體行動這兩次層次。

 

非暴力的特色不僅僅存在於個體行動之中,也存在於整個集體行動的認知結構與行動原則,甚或組織設計。作為集體行動的公民不服從在理論層面尚未有顯著的發展。據我知道,Hannah Arendt大概是第一個發現公民不服從的集體性特色的哲學家。我認為至少有幾個層次可以判斷公民不服從的非暴力特色。第一,在集體行動的目標設定上,涉及人身傷害的結果不是運動本身的目標,或者不是個體的共享意圖。這涉及到集體行動的認知層面以及集體行動的目標設定。第二,在行動原則上,集體行動不以造成人身傷害為「主要結果」,並且對於行動可能出現的損害「後果」具有損害控制的機制。這個層次比較複雜,因為,我們必須在集體行動的決策與認知層面引入更多實質的倫理原則作為指導行動的方針,這不是本文可以討論的範圍。在組織設計上,雖然公民不服從不必然是一個嚴謹的行動組織,但是在進行行動時必須具有內在秩序的管控機制。最明顯的就是糾察隊以及醫護組的設計。或許可以這麼說,當一場以集體行動作為展現方式的公民不服從具有上述的幾個對於行動後果與結果的考量與管控機制時,其實這個運動可以正面符合非暴力特徵。

 

我了解到我的討論是具有侷限的,即便是在暴力與非暴力的討論中,我也沒有處理到透過羞辱方式表達意見的非暴力性質。此外,一場運動不會僅僅因為非暴力就可以具有完全的正當化理由,或是取得論述與證立的高點,但是我希望上述的觀點可以針對當前以暴力之名,污名化這場佔領運動的論述提供更清晰的「再反駁」論點。

 

最後,我想回到一個關鍵立基點:這場運動(不論是稱之為公民不服從或是抵抗權行使)必須放在憲政時刻的脈絡下思考,這是本文沒有觸及到的議題,必須另外為文討論。但是若我們放棄了這個具有台灣憲政歷史意義的軸線,我們將喪失更多可以創造契機的憲政時刻。誠心給那些批判此次運動的人建議,不了解公民社會的概念沒關係,去立法院坐一個下午,參與討論,發表意見,你將會知道什麼是公民社會的具體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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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Comment on “公民不服從的非暴力性質:兼論佔領立法院與行政院的非暴力性”

  1. Mao-Chou Tai says:

    「如果學生行為是暴力的,那麼為何還有在人數眾多的優勢中允許員警吹哨子呢?」只是說明了員警吹哨子沒有被限制而已。當然這非指學生有暴力行為,只謂此反證沒有暴力行為並不成立。

    強暴一個女人在進行中因為力量優勢或無法阻擋,所以沒有限制她搖頭或說不要,可以反證沒有暴力行為嗎? 有意識刻意不朝人群或建物丟汽油彈卻因火勢而傷人,是否為暴力行為? 「有意識」「有理解」的朝人丟雞蛋或鞋子無造成傷害是否非暴力? 「無理解」卻造成傷害 (例為造成員警眼睛受傷)是否即非為暴力行為?

    有意、無意與有理解、無理解如何區別? 經驗法則嗎?

    學生佔領政院後預知警方驅離行動,卻事先計畫以手鉤手肢體連結 (自非暴力),使得鎮暴警察執行抬離困難幾不可行,而採武力驅離。如果算計武力驅離造成衝突亦在計畫之中 (因驅離必然執行),佔領政院群眾或學生是否對執法單位武力驅離毫無責任?

    以上就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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