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黃厚銘老師的「我所經歷的324」

黃厚銘老師日前在臉書發表了一篇對於324,他所經歷的回憶!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可以清楚地見到黃老師的回憶,以及對於在抗爭運動中幾項基本原則的反省與堅持。我相信對於多數台灣人而言,324的血腥驅離是一個很震撼記憶,但是我們更應該記得從行動者角度,324是一個活生生、需要被療傷的運動過程。所謂被療傷不僅是運動正當檢討而已,而是身為一個行動者直接面對國家暴力的血腥記憶。進入訴訟之後的抗爭事件,會不斷地被法律程序繁瑣化以及法律概念所切割,也會遇到抗爭者邏輯、運動邏輯以及法律邏輯的許多衝突。然而,行動者需要被療傷、行動需要不斷地檢討、正當性宣稱需要不斷地被提出以及自我質疑,如此一來才有機會再下一波行動中獲得改善的機會。黃厚銘老師這一篇文章,讓我們看見了一個行動者如何反省324的血腥鎮壓、如何在非暴力抗爭在運動中產生的困境。文章很長,但是非常強烈推薦!!歡迎大家閱讀以及轉載!(此外,特別感謝黃厚銘老師同意本部落格全文轉載文章!)

324的週年都已經過了,為何現在才提筆寫這篇文章?(文:黃厚銘)

雖然心有所感,但我卻不太想搭順風車,似乎要大家注意到我曾經做了些什麼。沒想到在澳門開會期間的某一天早上,出門前接到菡芸的信來向我道謝。謝謝我323晚上在北平東路跟他們講解非暴力抗爭的精神與技巧,也向在場的警察喊話。儘管從最後的結果看來,似乎這些警察並沒有把我的話聽進去。讀著她的信,我一直起著雞皮疙瘩。但其實我不值得菡芸這樣努力把她的謝意轉達給我,因為我自己很清楚323到324的那天晚上,我有做得好的地方、也有犯錯,甚至也有至今一年了我還沒有辦法找到答案的困惑。我想,是時候將他們寫下來做個記錄,我做得好的地方,希望對大家有參考的價值、犯錯的部份,也應該自我檢討;想不通的問題,或許也可以藉此找到答案。

323傍晚六七點左右,我跟魏揚一樣是參加在交大客家學院舉辦的STS年會後,從竹北回到台北。原本打算先在台北車站吃晚餐後,再走去立院周遭看看靜坐的情形。沒想到晚餐時,突然在臉書上看到群眾攻入行政院的消息。還記得在議場內才認識的系上學生L,前兩天才問我情勢可能如何發展。我也跟她提到,或許會有人為了要加強施壓轉而佔領行政院,但我也跟她說,這將會付出很大的代價。沒想到事情就這麼發生了,而且,實際上L也參加了社科院的任務編組。

我匆匆趕去行政院前,同時打電話給佔領立法院決策核心之一的好友H,想跟他了解這行動背後的計畫,沒想到他也毫不知情,反而請我在現場了解狀況。這讓我更不敢貿然跟著群眾進入行政院內,而在第一時間只是在行政院忠孝東路的兩個門之間走動,或是爬到圍牆邊的拒馬上觀察。但站在行政院大門邊,只見一波又一波的年輕學生從鎮江街湧來,口中喊著:「自己的國家自己救!」毫不猶豫的攜手翻過行政院靠中山北路的大門。而此時,部分群眾已經進入行政院的主建築內。

直到行政院靠近鎮江街大門前的拒馬已經倒下,鋪上了棉被、厚紙板以後,我剛好遇到S學長,才跟他一同走入行政院內。才走沒多遠,我回頭看到三、四輛偵防車載著更多的警察前來支援,立刻回頭衝出行政院外,請拿著麥克風的工作人員C引導群眾堵住偵防車門口阻止他們下車。就我對現場群眾人數的判斷,這是比較容易做到的。無奈,現場的群眾實在太多了,麥克風的音量根本無法傳遞得太遠,而聽得到廣播的群眾也無法移動到偵防車旁。眼看著車上的警察下車後整隊往行政院靠近中山北路的大門前進,我又衝到那邊去。這次,我成功動員了門口廣場外拒馬旁的群眾坐下、高舉雙手,口中喊著:「和平、和平!」我們阻斷了警察的隊伍,最後只有前面不到十位警察從這裡進入行政院。

但警察也又轉往中山北路移動。我又再度快跑,但當時我對行政院北平東路一點也不了解。在中山北路與北平東路交叉口,我遇到了工作人員,我請他把群眾引導往北平東路去。之後看到行政院後方最接近中山北路的門前,已經坐了不少群眾,也有拿著麥克風的工作人員。我自我介紹後拿到了麥克風,先引導群眾坐得靠近些,並指出幾處警察可能進入行政院的路徑,請他們絕對要阻止增援的警察,用這方式保護衝入行政院裡的夥伴們。隨後,我向群眾解說非暴力抗爭的精神與技巧,同時也提到納粹德國的軍警聽命開槍射殺投奔自由的民眾,最後還是無法用「聽命行事」或「依法行政」的理由逃避法律制裁為例,以此向警察喊話。

之後我又再向東跑向北平東路鎮江街口。這邊的群眾相對少很多,但也是平和地坐著。比較特別的是,警察的隊形有個突出的部份,指向靜坐的群眾。我的判斷是,這裡會是警察衝破群眾隊伍的關鍵。除了做相同的解說和喊話以外,我特地叮嚀與警察最接近的那些群眾,他們將會是首當其衝的人。但也因為這邊群眾人數明顯不足,不足以阻止增援的警察進入,也不足以阻止行政院裡的警察攻出。我又回頭往西繞回行政院忠孝東路鎮江街口的門邊,請門口的工作人員把群眾引導到北平東路上。然而跟早一點的時候一樣,大多數的群眾已經聽不見從麥克風傳出的喊話。

也差不多就在那個時候,印象中是十點、十一點左右,正在接受相關訓練的學生B傳訊告訴我,那些在警校口耳相傳的,如何把群眾拉入盾牌後以盾牌砍腳、以警棍修理等諸多不會被看到的教訓群眾的技巧。我立刻刪去她以個人名義貼在我臉書上的訊息,再用我的身分重貼,同時奔向濟南路舞台。原因是,我記得那邊有律師團,我想請律師們到現場去保護群眾。我似乎也有在臉書上呼籲媒體朋友前去。根據我個人在野草莓時的經驗,第一線的警察是會藉機修理群眾的。這時,除了非暴力抗爭的放鬆技巧外,在場的媒體與律師也是保護群眾的重要力量。在此,我要再重申一次,媒體朋友是不用服從警察指揮離開現場的。台灣引入非暴力抗爭的重要開端,也就是一百行動聯盟「反閱兵、廢惡法」當晚,現場的記者們就是坐下拒絕離開。要是324那天凌晨,記者能夠不被清空,或許也可以多少阻止警察的施暴,或至少留下更多的證據以供事後追懲。

半路上我的腳已經抽筋,但也在濟南路上找到了一位律師。她告訴我,顧立雄律師已經召集了一批律師集結在天成飯店。我又再趕去天成飯店,那時應該已經是十一、二點。我在天成飯店沒有找到律師團,中間還打電話跟H求援,請他幫忙聯絡。後來就我所知,當時律師團已經前去行政院內。我一邊再奔向中山北路北平東路口,一邊想著應該怎麼做。當下我決定把群眾帶出來,以免他們受傷。但等到我抵達那裏,路口已經被層層警力封鎖。而我聽說最靠近這個路口門前的群眾也已經被勸離了。可是我還是掛念著北平東路鎮江街口的群眾們。我找到一位顯然是警官的警察,請他讓我進去把群眾帶出來。不過他並沒有理我。

後來我再繞道市民大道,從一條垂直於市民大道的小路接近北平東路的行政院圍牆。那時耳中聽到的是現場指揮官喊著:「部隊前進!」的聲音。我沒有辦法從這邊接近鎮江街,只得又繞回市民大道,最後走到北平東路、林森南路口,但也是被警察層層封鎖。這裡的群眾顯然有一部分是從北平東路鎮江街口驅趕出來的。有位年輕的女性朋友認出我來,跟我訴說他們是如何被扯離開夥伴、如何被甩丟到一旁。還有位朋友也告訴我,警察如何威脅他們自動離開,不從的話就持盾牌砍下,甚至是毆打頸背。隨後就是一個一個頭破血流的人從裡面被抬出來。那一夜,台北的街頭不斷響著救護車的聲音,就像是人間煉獄一樣。直到沒有民眾被送出,這裡的群眾還不願離開,還想保護行政院裡的夥伴們,儘管人數遠低於在場的警察。後來蘇貞昌帶著一些民進黨的政治人物前來,但也無法從這裡進去。在他們低頭商量的時候,我叫了鄭文燦,他還認得我。我也跟他講了剛剛不斷有人頭破血流地被抬出來的狀況。但後來這群政治人物也沒有向群眾說些什麼,又離開了。

這過程中,我遇到了現在致力於324口述歷史的L。他告訴我現場的糾察堅持要民眾留在這裡,但我跟他都很擔心他們還會再被施暴一次。我跟糾察溝通,他們說只聽命於他們的指揮系統,但實際上卻又無法跟他們口中的W取得聯絡。不知道這整個決策過程的我,也不知道此時議場內決定切割,更不了解幾個運動團體之間的複雜關係,又再度跑回立法院青島東路側門。找到了經常上台的系上學生F,我告訴她,我需要領導核心的授權來把北平東路林森北路口的群眾帶回。她幫我打電話確認後,我回到現場,但糾察還是沒有答應。直到三點左右,經過屢次的溝通,才有糾察承諾我稍後會讓群眾解散。得到承諾後,我才放心搭車離開。

至今,我非常後悔,沒有早一點回去把北平東路上、尤其是鎮江街口的群眾帶走,以致他們遭受了這麼大的傷害。但坦白說,事情也沒有那麼簡單,我想,即使我把群眾帶走了,我相信我現在還是充滿疑惑的。

這整件事情的關鍵是,沒有人想得到警察會如此放肆地對民眾施暴。群眾太多了,警察根本就不打算以抬離的方式來處理。依據我在野草莓學運時的經驗,我知道警察會口頭羞辱、或是趁機動手腳修理、教訓一下群眾。這時非暴力抗爭的技巧多少可以避免受傷。但面對毫不遲疑的暴力洩憤,非暴力抗爭的技巧是完全無法保護群眾的。從事後來看,「早知道」事情會這樣,我個人會決定把群眾帶走。但我不知道。

324、以及隨後反核遊行佔領忠孝西路以後,我們知道了。我們知道一向溫文儒雅的學者,在當官時可以多麼冷酷無情。閉上眼睛無視下屬施暴並官官相護都不算什麼了,怎麼會在意對大埔迫遷戶的什麼承諾或白紙黑字的會議記錄與公文。我們也知道,警察的施暴可以到達致命的程度而毫不手軟。甚至苦苦哀求也只會引來「誰理你」的冷嘲熱諷。此後,我們該怎麼辦?

還有必要堅持非暴力嗎?我一再強調,非暴力抗爭並不是相對於其他抗爭方式比較道德高尚的主張,而只是就運動的現實與結果來看,這是付出的代價可能比較比較小、相對比較容易成功的方式。原因就在於,基於國家壟斷了暴力的現實,我們不可能在武器裝備上與國家相抗衡。用暴力對抗,只會賦予國家施暴的正當性,進而招致更大的武力鎮壓。乃至於,對於保守、卻又是我們希望進一步動員的大多數一般人而言,暴力手段只會讓他們更遲疑退縮。就這一點來看,我從來都肯定白衫軍對秩序的堅持完成了讓一般人走上街頭的「階段性」任務。

其次,從甘地在印度發動的非暴力抗爭或是美國南方反種族隔離運動的歷史來看,非暴力抗爭是以自己不用暴力方式來實現或伸張訴求為原則,並不意味著抗議的對象不會以暴力的手段來回應或鎮壓。進而,非暴力抗爭的關鍵是,在這些被施暴的時刻,不會因此失控以暴力的方式回應之,而不是預期對方不會施暴。甚至,還一波又一波無所畏懼地走向前迎接這些暴力對待,以展現我們的意志與決心。從而讓施暴者屈服於這樣大無畏的精神。並削弱當權者的正當性,以期達成運動的目標。但說得容易,不管是身為群眾,還是身為領導者,這都需要很大的勇氣與決心。最起碼,群眾有權利知道他們即將面對的可能是怎麼樣的狀況,並自主決定要不要留在現場、甚至是迎向前接受這些暴力對待。而對於領導者來說,要讓群眾面對什麼樣程度的暴力,什麼時候該把群眾帶走,什麼時候該跟群眾一起留下來,付出「必要」的「代價」,卻也一定不是一件容易判斷的事情。坦白說,歷史再重來一次,我也不知道什麼樣的決定才是正確的。

我一直無法原諒自己的是,我不只沒有想到要在講解時提醒群眾可能被施暴、沒有來得及把他們帶走,也就在還沒有下決心、還在四處求援的期間,我錯過了在現場陪伴他們,跟他們一同面對的時機。這些群眾雖然不是我帶去的,但畢竟我也跟他們講解了非暴力抗爭的相關知識,他們是如此信任我而願意聆聽我的解說,我卻沒有在最關鍵的時刻跟他們站在一起。我其實一直都記得鎮江街口第一線群眾,在我重複叮嚀時,點頭回應的堅定眼神。也聽說,有不少人是還在遲疑、不願放棄保護行政院內夥伴的時候,就被暴力驅散。這些人根本沒闖進行政院內,卻在第一時間就承受了最暴力的對待。在下令者與施暴者得到懲處之前,我是永遠不會忘記與放下的。

那麼該戴著安全帽、口罩、蛙鏡或是類似的防具參與抗爭嗎?就我對非暴力抗爭的粗淺了解,之所以很強調組織與紀律,就是要避免有心人士的滲透與煽動,而這一類有隱匿身分效果的防具,會增加被滲透的可能,從而也弱化了用集體之力制止夥伴失控行為的可能。那難道就是這樣逆來順受地「白白」被打嗎?說真的,除了赤手空拳的自我保護措施以外,「好像」只能這樣。但果真答案是如此,又讓前面提到的困難決定變得更加困難。

最後是非暴力抗爭時對紀律的要求,也必然會強調組織與領導的角色。而抗爭當下,就像作戰一樣,許多關鍵時刻也不容遲疑。儘管運動的核心參與者之間可以在長期的培訓過程中參與決策,但當抗爭規模擴大,參與者已經不僅限於這些少數人之時,又如何可能廣納意見審議後再做決定?

不談抗爭中極具張力的當下,僅就長期抗爭的過程而言,對我來說,野草莓跟太陽花這兩場運動,恰巧座落於光譜的兩極。但也呈現出這兩個運動都走向了各自的極端,而尚未拿捏出一個適切的分寸。我永遠不會忘記野草莓流水席民主那些無效率得令人挫敗的無數夜晚。學生們可以為隔天要不要跟政府派來的代表或立委見面爭議不休,最後卻沒有什麼結論。更荒謬的是,即便前一天有了什麼樣的決議,隔天來開會的很可能是完全不了解昨晚有什麼決議的另一批人。而昨晚的決議也沒有辦法規範到今天的靜坐者的行動。開會的過程中,帳棚後方還坐著包包裡藏有對講機或錄音機的情治人員。更不用說,來開會的學生是不是真的都是支持者了。光是運動的頭幾天,分組開會的名單也是每天少幾個、又增加幾個,變來變去,完全沒有穩定性。以致拖到最後,只能因完全失去熱度與動員能量而收場。更弔詭的是,民主的無效率在瞬息萬變的戰場上,反倒讓少數人自然地、卻未必自願地成為決策核心。相對地,歷經野草莓的老大哥、老大姐耳提面命過的太陽花決策核心,自佔領行動的規劃開始,就是封閉而秘密的。佔領議場後幾天不斷在裡面搜出的武器、汽油等來源不明的物資,更讓議場內的決策核心如驚弓之鳥。第一天晚上,連我自己也檢舉了身旁一位帶著鐵鎚與大聲公進入議場,私下向周圍的人宣稱要他殺人也行的大學教師。也因此,當我在議場待了四十八小時、回學校上課以後,再想回到議場卻得面對層層關卡與等待,我沒有怨言。(但也因為我從此加入了立院外的群眾,我完全可以體會立院周邊從各地遠道來到台北露宿街頭、卻毫沒有參與感的大多數人是什麼樣的感覺。實際上,議場裡的空氣很糟、很辛苦的時間並不長。離開議場後,我才深深了解,相較於可以躺在議場地毯上的我,在立院周圍馬路上承受日曬雨淋的多數人,才是最辛苦的。剛離開議場那一刻,我不斷起著雞皮疙瘩,還忍不住跟路旁幾群不認識的夥伴道謝,謝謝他們如此犧牲奉獻地做議場內群眾最大的安全支柱。)

在這一篇記錄與分享個人324經驗的文章,我之所以用這樣的篇幅來寫佔領立法院的頭幾天,是希望凸顯運動中民主與抗爭之間的張力關係。我認為野草莓與太陽花的傳承關係讓太陽花走向了另外的極端。而非暴力抗爭基於堅持非暴力而對紀律的要求,尤其在抗爭當下,也自然會凸顯領導的重要性。這在甘地所領導的印度民權運動也很明顯,甚至其中還結合了宗教信仰、以及他個人charisma的魅力(這已經不只是英雄或英雄主義,而是聖雄了)。但我也同意諸如「賤民解放區」的朋友所企圖帶出的質疑。用我自己的話來說,那就是以不民主的手段來爭取民主,這樣爭取得來的民主真的會生根嗎?但這提問的適切性,究竟是只能針對長期抗爭的過程(包括收場),還是在非暴力抗爭的任何時刻都是成立的?卻也不無斟酌的空間。可是以我對非暴力抗爭的粗淺了解,以及參與社會運動與組織動員的貧乏經驗,我沒有答案。或許我們還是得繼續在嘗試錯誤中摸索其中的分寸,並在事後面對檢討與批判。其實,這也是非暴力抗爭裡的要求之一,也就是,儘管當下不能質疑決策,但事後是絕對可以檢討、且鼓勵這麼做的。

而這也是在318或324週年前後,看著層出不窮的批判、檢討,甚至是爆料文章,我一方面憂心這會讓那些在立院周遭或行政院裡犧牲奉獻的大多數人未來不願再被「利用」,另一方面卻也覺得檢討與批判絕對有其必要的原因。既然還在學習,就很可能會犯錯,與其不檢討不認錯,認錯承擔還比較可以再恢復大家的信任,至少是下次比較不會再犯同樣錯誤的信任。只是檢討的同時,也請保持對這些帶頭衝撞的夥伴之敬意,他們不是我們的敵人。而這也不代表,我們下次就不會再犯其他的錯。無論如何,我深信,在年輕時就經過這歷史事件洗禮的這一代年輕人,絕對會超越年輕時沒有相同經驗的自己。而我在此的分享、自我檢討、以及提出來的疑惑,也是在等著在經驗交流中由他們超越或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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