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318運動者的法律責任處理方式-與黃丞儀教授的意見交換

5c870f9b-d0cf-4565-8608-b2059434a117-620x372

(Photograph: Melissa Sargent )

黃丞儀老師之前在臉書上發表了一篇對於318運動的法律責任處理討論的文章,我覺得這是很有意義的一個討論,因此與老師開始將交換一些意見。我認為318運動目前進入法律戰之後,可以帶給我們很多有意義的討論與啟發,黃丞儀老師的文章可以啟發很多進一步的討論,由於我們是非同時的討論,因此我將之整理為類似一問一答的方式(黃老師的文字以紅字標示我的以藍字標示),方便大家閱讀。最後感謝黃丞儀老師同意我轉載此一學術對話內容,希望這個對話串可以開啟更多對於318運動者法律責任處理機制的想像!

不負責任的PS:

之前沸沸騰騰的佔領威斯康辛的議會,不要訝異,這張照片是2015年3月9日拍的,學生與抗議人士因為警察射殺黑人青年- Tony Robinson,而佔領議會(The Guardian報導在此)。威斯康辛議會對於被佔領應該不陌生才對!或許我們可以用更廣闊的想法思考佔領行動的意義!

黃丞儀:

最近法院開始審理「三一八」運動的相關刑事案件。

姑且不論「公民不服從」在我國法體制下是否有討論空間,如果真的要為參與三一八的市民、學生、社運工作者除罪,我認為應該由立法院通過「三一八特別條例」,以立法的方式免除在佔領期間的各項可能罪責,展現民主和解的精神。我個人的司法哲學立場,不會期待法官要扮演「海克力斯」(Hercules)的角色,將合法性審查擴張到正當性檢驗的部分(對,我就是覺得在這裡把「維護台灣民主存亡」當成阻卻違法事由,已經是涉及正當性的討論了),這種作法創造的制度風險太大。

如果立法院不願意通過「三一八特別條例」,就代表現在的立法院(具有民主正當性)還沒有準備承認「三一八」運動者是在「維護我國的民主憲政」。這是政治上的直球對決,反對一方要背負選票的挑戰,直接接受民意的檢驗。如果多數民意還不支持,那就只剩個體良知的「公民不服從」一條路。訴諸良知的「公民不服從」終究是有代價的,但日後或許我們也可以像南非人介紹自己的憲法法院時說的「這座監獄曾經關過甘地和曼德拉」一樣,驕傲地說:這座監獄關過許多參與三一八運動的民主維護者。

陳弘儒:

1. 我想法院或許不需要像海克利斯一般,但是,法院或許需要針對政治道德觀的有敏感度。公民不服從之所以在刑事責任的追訴上引發許多質疑,其中一個關鍵可能是「典型的行動所構成的基礎條件與一般刑法所欲規範的犯罪行為的基礎條件有別」。此外,在法律評價上刑罰宣告與執行作為國家針對特定行動的道德非難,在公民不服從的脈絡下會產生一個價值衝突。因為不服從行動本身是針對法律的非難判斷的結果。我們法院是否有足夠論證能力處理此類議題,的確是有點懷疑。 

2. 丞儀老師的這一系列的問題應該是在「社會應該如何處理公民不服從的法律責任」之脈絡進行鋪陳的。關鍵主張是,「社會是否應該透過立法方式解消不服從的可能刑事責任?」我想這裡面有個比較深層的課題:以選票方式作為制裁立法者不願意進行特別立法的手段,(至少)預設以多數決規則作為正當性的判斷方式,這是否會將不服從的正當性拉回到(或拉下到)票票計算的決策規則或許是可以思考的。

3. 此外,法院與立法機關還有一個差異(或許在台灣沒有差異)。法庭論述是一個緊扣權利與義務的論證過程,立法機關的論述往往是緊扣利益(正面意義的)。透過立法機關可能會削弱了不服從的溝通與對抗面向(我個人認為對抗面向是非常重要的)。此外,立法機關可能不會直接肯認不服從的正當性,較有可能的是恩給式免責,除非立法者明文宣示「運動的正當性事由是被採納的」。

2跟3算是不一樣的意見的部分,但我也仍在思考此類問題。

黃丞儀:

嗯嗯,謝謝。我也嘗試說一點自己的想法好了。關於1. 我並沒有反對「公民不服從」的主張。只是覺得「公民不服從」的主張應該放到後面一點的順序,如果在法律層面就可以透過特別法來解消內戰性質的衝突,暫且不必主張「對抗既有法秩序」的公民不服從。

針對2. 透過特別立法的方式,的確是回到代議民主的體制裡面,某種程度上是承認了原先的代議民主體制的正當性,和反服貿所欲主張的「代議民主無效」,產生扞格之處。但是,在沒有更俱有民主正當性的程序可以取代之前,如果透過代議民主可以以特別法的方式來解消內戰性質的衝突,其實也等於樹立了新的正當性權源。換言之,這新通過的特別法,本身就有類似super statute的功能,可以促成寧靜的「憲法時刻」創生。

針對3. 我倒是覺得立法機關不一定只是扣緊利益,如果我們期待的是一個理性審議的民意機關的話,基本權利的完善還是必須透過許多的立法工作,而非單純的憲法位階,然後司法解釋,完全跳過立法機關的功能。也因此,立法機關如果能夠針對318制定特別條例,解除罪責(連罪都不成立,這正好跟「轉型正義」構成一組概念上的倒轉,轉型正義是要將當時無罪的變成有罪,318是要將當時有罪的,變成無罪),正好是立法機關對於人民權利保障的更具體化立法工作。而就運動所象徵的政治權力衝突而言,立法院接受了新的民意所帶來的正當性更新(re-legitimation)。立法院自己也可以取得繼續統治的正當性基礎。

在這個基礎上,2.和3.是聯結在一起,共同構築出一個新的正當性基礎,而這是318所催生出來的憲法時刻,無需透過修憲。

陳弘儒:

丞儀老師,關於您回覆的第二點,我想實踐上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是對抗性的CD,並且具有民主內戰的特色的話,我個人是有點懷疑,特別法的功能是否真能解消。或者僅是延緩而已。

[此外,]因為,特別法理論上是需要免「罪」與「責」,但是不知道我們台灣立法院是不是會變成免責,不去「免罪」。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個憲政時刻可能不太會出現。

黃丞儀:

如果單純免責或免刑,是沒有意義的。那個在法院就可以辦到。要特別立法,就是要免除罪責和刑罰。一定要除罪化。

陳弘儒:

就是不能像是會計法99-1的不罰條款一樣。

黃丞儀:

嗯嗯。這完全是不同層次的問題。這已經屬於「民主防衛」的國會認定,要不要接受新的「民主正當性」,其實也不一定是現在這個國會而已,在大選中,立委候選人也可以以此為政策,等於進行一次公民投票。



Leave a Reply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Log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Connecting to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