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的SJD學期小感想

隨著一學期的結束,也是時候反省一下今年的許多工作了。距離上次寫這個學期小反省約已經兩年(兩年前的反省在此),希望這是最後幾篇以博士候選人寫的反省。

關於研究的部分:

今年7月底回到DC後,差不多「正式展開」與指導教授在論文主題上的對話,開始在論文的細節上進行討論,頻率大概一星期討論一次,每次大概三十分鐘,但有時候會到兩次或是三次。相較於前幾個學期的討論 ,這個學期則是更偏向批判性,聚焦在我對於公民不服從的分析與論證上。所以,對話往往是「我看不懂你這一句的意思」、「這一段的論證不足」、「反對意見呢?」,以及「你是否需要重新思考這部分的主張」等等。

雖然,討論時間不長,但在討論前,指導教授往往花了約一個小時來閱讀我所提出的內容,然後提出他的看法。每次他都閱讀論文一部份內容,將意見寄給我,然後約時間討論。在討論中,由於深知時間寶貴,所以都切入重點,直接挑出他有意見的部分,然後我回應。在這一個學期內,光是針對論文的一章,來往的修正與回覆大概有二十六次(他寄給我,我修正完,再寄給他)。

我知道,指導教授這學期接下學校的聘任委員會工作,因此非常的忙碌,能夠如此檢視我的論文,除了感謝就沒有第二句話了。而能夠這樣與指導教授互動,只能說三生有幸。(最近一次的討論是,聖誕節前夕左右:12月23號中午討論完,我回到圖書館做事情,約快五點離開,外面正陰雨綿綿,而他的研究室仍然是亮著的。)

其次,這一學期我們討論的主題是檢討羅爾斯的不服從理論。這在我論文中是屬於基礎理論的檢討。雖然羅爾斯的公民不服從理論常常被引用,但是較少有全面檢討的研究出現,而我的任務就是探討他在「正義論」(TJ)與「公民不服從的證立」(The Justification of Civil Disobedience; 我簡稱為TJCD)一文的比較與詮釋。一般對大家比較熟悉的是「正義論」中的定義與討論,但是在「正義論」出版之前,羅爾斯應邀出版了一篇短文,名稱就是「公民不服從的證立」。這一篇短文雖小,但是卻是「正義論」出版前針對公民不服從的正式發表。我的任務是詮釋以及比較這兩個文本中不服從理論的差異。

先省略論證,我的結論是,羅爾斯在TJ與TJCD中的不服從理論有一些關鍵差異。在TJCD中不服從的定義較廣,在「正義論」中較窄,特別是他認為政治原則是一個關鍵,但在,TJCD中,道德原則也可以作為不服從者援引的證立規範。但是,在公民不服從的「證立條件」上,正義論可允許的證立條件較寬鬆,但是TJCD卻是較為限縮。此外,一個有趣的點是,如果我們看羅爾斯對於公民不服從的證立討論而言,可以明顯見到在「正義論」中,他是採取了一種較為「不樂觀」的態度思考不服從對於憲法以及社會結構穩定性的影響。一種可能的解釋是他或許發現了不服從作為一種集體行動的破壞力量,如果我們比較「正義論」中對於公民不服從的第三個證立條件以及TJCD中的第三個條件時,可以明顯見到這部分的差異!

在詮釋上,我將羅爾斯式的不服從理論稱之為「不服從的溝通概念觀」( the communicative conception of disobedience),這個溝通概念觀將不服從本身視為一種溝通方式(不是為了溝通的方式),也是一種言語行動(speech act)。在這個概念觀中,非暴力原則不是一個策略原則而己,而是一個讓真正的溝通成為可能的背景條件,這種溝通概念觀所預設了是一種雙邊關係,以及主要產生的是以理服人為主的illocutionary force。

而我的想法是,這僅是一種不服從概念觀而已,至少還有其他兩種可能:一個是表現性(expressive conception),一個是抵抗性的(resistant conception)。這兩種概念觀所預設的行動者(the disobedients)與對象之間的關係與溝通概念觀不太一樣。我自己現在在做的則是致力發展(或是建構)抵抗性的不服從概念觀。 希望下學期寫最後一篇反省時,可以把這三種概念觀理論建構更清楚地表述出來。

關於問題意識的釐清:

在這幾年的思索過程中,我花最多時間的約是建構自己的問題意識。例如,從2010年選擇不服從作為研究主題開始,那時原本是希望思考不服從與法實證主義的關係,以及跟自由憲政體制的正當性關聯。我也忘記如何將這幾個主題給聯繫起來,但是隨著時間推演,逐漸發現不服從主題的多樣性,例如行動者的集體性、抵抗意識的意義、法律體系如何對待法律責任等等。逐漸地將問題限縮,這個限縮的過程很辛苦,因為這像是原本發現一堆寶物,可是手頭有一張地圖指出鑽石的所在,地圖真偽不知,有的僅是信心,寶物只能待一兩樣,還要選擇帶哪一樣等等的。

但是,我後來發現,這個限縮過程同時也是成就更細緻的問題圖像的必經之路。認知到有無法處理的問題就意味著未來研究的可能性,以意味著自身研究的侷限之處。對於問題意識的鋪陳是將研究推進的一個重要關鍵。因為,如果僅看到問題的呈現,但是對於問題可以如何被理解,以及該種理解的界線往往不甚清楚,那就很容易把每個東西當成釘子,而以為手中握有雷神之鎚一樣危險。研究者的基本功,我認為就是適當地呈現自己研究問題所涉及到的問題意識、其架構與形式以及相關的問題點。當擁有這種能力後,就有了可以理解研究主題之基本形貌的能力。但這一點往往不易,因為這預設了某種使用概念工具的能力可以拆解主題的結構。當然,這並不是一個全有或全無的概念,而是一個需要不斷地透過知性訓練而獲得的能力。我認為,這種能力也無法一蹴可及。

關於研究主題意義的部分:

我想,對於念博士的人而言,不管在哪個領域都會遇到自身對於研究主題的意義問題。這種意義問題,呈現出來的面向很廣,其中一種的呈現方式就是「為何要做此類研究?」例如,有同學認為公民不服從議題在台灣雖然很熱門,但是在未來的發展性,或是共鳴等等的考量,其實侷限還是很多。我想,研究主題與未來出路之間的關係,似乎是博士學生必然思考的關係。

但是,我卻有著不同的想法。首先、我自己給法學博士班的設定是必須將基礎方法論東西給學扎實,或許不是專精,但是扎實地學習法律解釋方法論、法學方法論以及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這絕對會對於未來的研究有所助益。

其次,我認為學術研究就與其他工作一樣,必須有熱情作為支撐。當然在未來,熱情可以會被磨掉,夢想可能會被現實所擊敗。但是,至少愛自己所研究的主題以及成果是不可或缺的。

當某個想法漸漸被培育出來時,會希望這樣的想法獲得更扎實的表述,因此需要去磨練一番,需要去捍衛一番,當然會遇到自我質疑一番。這是研究者必然會遇到的。往往我們看別人的路好像很順,但是真正站在某個研究高度的人,其所走的路必然是顛頗的,必然是身受重傷的。如果理解這一點,怎能期望自身的研究之路暢行無阻呢?真正愛研究與學術的人,不一定會享受論戰過程,但一定能體會到學術真槍實彈對於成果的重要性。

當2010年選擇公民不服從作為博士論文主題時,那時指導教授問了我一個問題:我喜歡這個主題嗎?我還不知道這個問題的真正意義何在。但是在我問他,為何要以德性法理學做為自身研究的領域時,我就知道了。因為,傳統規範倫理學的三個領域:德性、本務與效益,後兩者在法理學仍有十足場域,但德性似乎成了一個被遺棄的對象。但當他說道,自己一點一滴的試圖將德性倫理學與法理學連結時,也遇到許多困難與挫折,但是他卻不覺得辛苦,因為這是必經之路。其實,在那個時候我才漸漸地理解到愛其所思之物對於研究者是多麼不可或缺。我私心地認為,如果太早將學術與市場相聯繫,那麼很可能會忽視了研究的基本特性:那些重要的研究不在於多少人認為有用,而在是在研究本身做的多深入。這一點是讓研究擁有價值的關鍵。而不是它的市場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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