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公民不服從？從2100節目的錯誤陳述開始談起….

（來源：Deviant Art，連結在此！）

Update: 08/27/2013

這篇文章以一種超乎我想像的方式傳播，我相信它也已經達成預定目的之一了：藉由著自身讓公民社會有機會思索更多關於公民不服從的意義，實踐可能與對於轉型社會的重要性。

在這篇文章下方有許多討論是非常有意義的，希望有興趣的人可以進一步閱讀，相信會比閱讀我的這一篇獲得更多啓發。另外一些討論是詢問轉載許可的，雖然我相信已過轉載高峰。然而，就轉載許可而言，我同意每個人在標示出處的條件下轉載這篇文章，但若轉載之處是盈利機構或是須事先收費才能閱讀的話，請先來信詢問本人的意見。

最後是關於我自己對於文中不足之處或是下方討論的回應部分，這一點請容許我先將文章自身發酵，我知道我的討論有許多需要細緻化與釐清之處，然而如果可以的話請先讓文字，觀念與想法自己說話一下，待時間許可我再一一說明自己的想法。謝謝各位，希望這篇文章能夠繼續履行它的任務。

Original: 08/21/2013

昨日TVBS的2100全民開講節目（昨日節目已有人上傳到youtube，按此瀏覽！）討論了一個饒富意義的主題：公民不服從，雖然只有佔這個節目的10多分鐘，但是由於其來賓內數位錯誤的觀念，或者是根本不知所云的說法讓這個概念有可能因為這個節目被更多人誤解，這是本篇長文的寫作背景。希望仍對於這個概念的討論提供一些釐清的幫助。

對於TVBS 2100節目討論公民不服從的幾點想法

今天（8/20）的2100全民開講節目一開始探討了一個具有長久歷史的概念：公民不服從，然而這個節目雖然在一開始以公民不服從作為主題開場，但其討論的內容卻有許多問題，這些問題一方面是來自於幾位來賓對於這個概念欠缺認識以及僅憑自身的直覺便針對這個概念及其所蘊含的行動大肆評論。錯誤來源包含了國民黨立委蔡正元，評論家唐湘龍與周玉蔻等人的說法。然而，這幾位來賓的錯誤觀念除了暴露出自身的無知之外，更顯示出作為一種古典政治哲學主題的範疇儼然在台灣社會中起了新的發酵與作用，這或許是他們可以給臺灣社會少數的貢獻可能之一。

這一篇文章的目的在於針對節目內容中所提到的關聯到公民不服從的等概念進行釐清，降低這個節目對於一個具有知性與實踐上重要意義的概念的殘害。這篇文章的目的在於梳理出公民不服從的概念以及其幾個對於這個概念的誤解。它所呈現的主題包含了以下幾個：1. 我將初步界定公民不服從這個概念，以便清晰化討論對象。2. 公民不服從與守法義務之間的關係。3. 多數決規則與守法義務的關係。4. 非暴力作為公民不服從的核心與其相關衍生之爭議。

我希望我的討論是學術性的，但是我對於2100幾位來賓的批判是具體的，這正是公民不服從概念的所要求的性質之一。因為，這個概念的豐富性來自於社會許多行動者不斷地實踐，不斷地試錯，不斷地鍛鍊動者自身的意志與理念，這個概念的古典起源本來就來自於對於具體行動的反省（例如最早可以延伸到蘇格拉底的例子）。也因為公民不服從行動的這個特色，讓學術思變更顯得重要，因為唯有學術思辨提供了許多概念工具與規範性理論，行動者才有可能理解到自身行動更深層的意義與後續可能性。

1. 基本界定：什麼是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

在此，所關心的是有無辦法提供一個較為清楚的概念用來描述我們一般稱之為公民不服從的行為。首先，既然是「不服從」（disobedience），因此所指涉的就是行動（act），這個行動違反了法律規定的內容（legal content）。不服從本身預設了規範的存在，如此一來才有不服從可言，當然，可以爭執的是究竟這個規範是法律，道德，抑或宗教等等，在此限縮到法律規範。

而這個不服從的行動有幾個基本特色：a). 它是一種具有自覺的「政治行動」，依照John Rawls的看法，所謂的政治行動意味著行動者藉由違反法律的行為希望向社會成員提出具有政治正義性質的討論，並且藉由正義觀念證立自己的行動。也因此，這個政治行動不若我們台灣社會在日常語言中所使用的意義一般具有負面意涵。例如，家長會跟子女說，「這個有政治色彩啦，不要參加」等語。b). 它也是一種「公開」（public）違反法律的行動，公開的意義在於因為其公開違反法律，而讓社會多數成員可以見到其所訴求之基本議題的正義性質。c). 最後，公民不服從是「非暴力的」（non-violent act），由於Rawls所設想的公民不服從是奠基在理性思辨的公共場域之中，因此非暴力所代表的意義不僅呈現出行動者違反法律行為的道德正當性基礎，也確保了基本議題的正義性質可以被社會所思辯。上述公民不服從之行動的三個特色雖然有或多或少的爭議，但是基本上是可以被接受成為一個討論出發點。公民不服從還有一個特色就是John Rawls所稱的最後手段，他認為行動者必須窮盡合法程序裡面的救濟可能，如此認為自己所關心的正義議題獲得漠視或是不當對待，才有發動公民不服從的門檻。此外，我們也必須注意到Rawls所提到的最後手段與窮盡救濟途徑等特色是在理念化的社會脈絡下所提出的，對於轉型社會或是民主轉型的國家，這種最後手段的要求是不是得已有自身理論基礎仍需要討論。

有了上述基本界定，就可以先處理唐湘龍的發言。他提及許多問題可以運用合法途徑解決。這個想法指責了這次的佔領內政部與音樂會等事件是根本不必要的，沒有窮盡救濟途徑。他的發言僅顯示出自身對於公民不服從的宣稱的無知，農陣對於土地正義的議題已經關注許久，相關的法律救濟程序也在進行，然隨著劉政鴻政治手段強度的提高，農陣與居民的訴求也被漠視。唐湘龍此類的觀點僅是一個沒有意義的說法。 簡單地說，就是廢話。

2. 公民不服從與守法義務的關係

一個值得討論的是不服從與守法義務之間的關係。公民不服從預設了行動者具有遵守法律的義務。那麼什麼是守法義務呢？這其實是個複雜問題，在此僅能以一種簡化方式處理。守法義務大抵上有兩個層面：1. 遵守特定法律的道德義務。2. 遵守整個法體系的道德義務。我想公民不服從預設了這兩個種類的義務。但是，在此我們必須認識到所謂具有守法義務不意味著行為人一定要做（或是應該）出與法律內容的一致的行為。因為，行為人應不應該讓自己行為符合法律內容取決在守法義務的性質與強度之上，跟是否有無其他與之抗衡的理由存在。

雖然在學術討論上仍有部分的不同想法，但是預設守法義務應該是目前可以接受的主張。從這個角度來看，周玉蔻的談話，認為應該具有守法態度等等，其實是個沒有內容的說法。許多被標示為公民不服從的抗爭並沒有取消掉守法義務這個主張，也沒有呼籲大家放棄守法態度。相反地，不服從的行動者正在站在守法義務的基礎上針對他們認為不正義的法律進行某種抵抗（非常廣義的抵抗）。這正是公民不服從的一個重要核心。周玉蔻用了華麗的語彙，要指責農陣的人以及參與者沒有守法態度，孰不知他自己應該要先清楚何謂守法態度與義務的觀念。此外，守法態度本身是個非常不具有明確指涉對象的語彙，通常「態度」指涉行為人主觀上對於特定議題的意見，想法或是評價。我相信，周玉蔻絕非在這個意義上使用「態度」這個詞彙，她所想表示的就是「一群人態度不好，沒有禮貌」以及「運用暴力」（這一點將在下面提及）的說法而已。

如果要認真討論「態度」，那麼一個可以切入點是對於違反法律所招致的處罰的接受，這一點是公民不服從的核心。即使行動者自覺到（認識到也預見到）這是一個（或可能是）違法行為，但仍然欣然接受處罰。從法治觀點來看，也正因為行動者這種對於處罰的接受展現出對於「法律的忠誠態度」。雖然，不服從是一個違背法律內容的行為，但是行為人對於「法」作為一個整體仍然具有忠誠態度。也因此，這個性質（對於法的忠誠）讓公民不服從的行為與違法行為或是與嚴格的革命行為有所差別。再說一次：公民不服從指涉了行為之違法性（ilegality），但這不意味著行為人不具守法態度或是守法義務，正是承認守法義務與對於法律的忠誠態度讓公民不服從的實踐成為可能。

3. 多數決規則的意義？

在節目中提出這個質疑的是大埔的里長，提出了一個質疑。他將整個受到影響的比例區分為98%的同意以及2%的抗爭等等。他的想法是既然覺多數人是同意的，甚至是高興的（其實，我很懷疑這樣的說法！），那麼剩下的四戶（或是2%）的人在反對什麼？有什麼理由反對呢？

我想這位里長的談話呈現出幾個重要的問題，其中之一就是多數決規則在民主政治的意義。面對這個議題法學有很多討論，包含憲法中透過權力分立與基本權審查方式限制了多數決規則對於權利侵害的範圍與可能性等等。然而，在此我不打算做這方面的陳述，因為相關文獻已經很多。在此，要思考的是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如果多數決規則是當代民主政治運作的一個重要決策規則（decision rule），那麼這個規則在憲政民主的社會中應該占有何種地位呢？如果一個憲政民主在制定之初要思考採納多數決規則，那麼會賦予這個規則何種限制呢？

針對這個問題，John Rawls的討論給予的啟發仍然值得參考。Rawls所設想的參與憲政基本結構設計的參與者在一開始會面對一個問題：是不是要將多數決規則放在一個重要且核心的地位，讓這個規則成為政治基本原則之一。他的結論是一個有理性的憲政規劃參與者不會選擇多數決規則作為憲政基本原則，多數決規則對於政治決策具有重要意義，但不是根本的意義。因為將多數決規則視為政治爭議解決的根本方式預設了「立法程序」與「自由觀念市場」是一樣的，但事實上即便在一個社會中，所有成員具有一樣的政治原則概念觀，會捍衛相同的政治價值，都會因為「立法程序本身的缺陷」或是「立法者背景條件之不足」產生出「不正義的法律」。因此在這樣的情形下，將多數決規則視為根本政治原則，將允許政治運作產生一個矛盾結果：透過多數決定產生不正義的法律對於全面的人具有拘束力。此外，如果從比較憲政的觀點，多數決規則（特別是簡單多數決是會受到挑戰的，例如在伊斯蘭世界中等）的確不一定是憲政基本原則的必要條件。關於多數決規則的運用與其與民主觀念的內在矛盾，在過去數十年有許多不同領域的研究，例如社會選擇理論提出了不可能定理等等。這些都是在思考多數決規則的意義與侷限重要的資源。

在此我僅想要藉由Rawls的研究提出一個觀點：運用多數決不能證明公民不服從的行為是正當或是不正當的。因為，公民不服從所提出的訴求正是被多數人漠視的正義課題，涉及到一個社會與政治組織的基本構成原則，要使用多數決規則來說明或是指責進行公民不服從的行動者在理論上是不太可能的。此外，因為一個民主政體除了將公共利益視為重要保護對象外，更有個人權利與利益保障的要求，也有其他更實質的原則（例如程序正義與權力行使原則）的要求，這一些也可能會成為限制多數決規則的重要理由。

因此，大埔里長的說法僅是一種毫無意義的宣傳，企圖告訴大家：大埔的居民絕大多數（98%）都不反對徵收。然而，在大埔的關鍵問題：為何政府必須徵收那些不想被徵收的人的土地？多數決規則無法處理與說明這個問題。此外，98%的意義到底何在？那些98%的人到底是以何種方式被政府詮釋為「同意」甚至很高興？這些都是有疑問的說法，也是政治宣傳上常見的花招。附帶一提， 他提及的張藥房的道路交通安全疑慮，苗栗縣政府不是自己派過大貨車作實驗嗎？影片顯示轉彎轉得很順與安全呢！

旁論一：唐湘龍曾提及「公民不服從在第三世界運用得較多」，這個說法也是錯誤的。如果他願意看看公民不服從的歷史發展與相關書籍（甚至還有公民不服從的字典），會發現歐美運用公民不服從的概念非常頻繁，從靜坐，罷工到罷課，甚至是癱瘓交通都可以發現，他也可以去找找過去一年多佔領華爾街運動的進行方式與討論。但我想忙碌的他，應該沒有時間閱讀才對。至於他可能是指「第三世界的公民不服從相較於其他世界比較多」這樣看法，我個人傾向他最好先去找找統計資料，否則我們也沒有時間幫他圓這個無知的說法。

4. 公民不服從的非暴力性質？

在前述界定中，我們提到了公民不服從的非暴力特色。然而，卻也必須承認這是個複雜與具有爭議的特色。雖然，非暴力是直覺上可接受的概念，但卻是一個理論上很不清楚的概念。首先，公民不服從的非暴力，通常是指行動的非暴力。然而，這並未解決什麼是非暴力這個概念。

一個直覺得觀點是，所謂的非暴力行動就是行動本身是非暴力的，例如不會造成別人身體上的傷害結果等等。但仔細思考，上句話其實聯結了兩個相聯結卻不同的概念：一個是「行為」，一個是行為所引發的「後果（consequence）」。在此，我們必須跳過行動哲學複雜的討論，我只想指出一點在操作公民不服從的概念上，所謂的非暴力並非指沒有抵抗，相反地公民不服從的實際操作有許多抵抗方式，也有許多消減不服從行動被國家暴力迅速解消的方式，這些抵抗方式從制度原則（例如設計層層參與組織或是抗議路線規劃，想想華光社區的指揮站），到以一換多的消耗戰（例如一個抗議者要兩個警察抬，進入警備車之後不要迅速自己到座位等等，要盡量消耗執法機關的體力）非常多樣。在運用抵抗方式時有時候會產生不可預見的損害，這不意味著這個公民不服從便是暴力的。我們必須理解到所謂的非暴力是指組織整個公民不服從行動的基本原是將非暴力視為根本原則，因為許多形式的暴力行為壓抑了公共論壇對於不正義法律或是政策的思辨。但是這不代表公民不服從必須是個不會產生損害的抗爭。相反地，觀看國內外的公民不服從案例，其所造成的損害往往很大藉以提升社會對於基本議題的關注程度。

如果台灣社會的諸多民眾（當然包含2100的諸位民嘴）依舊抱持著順民心裡，不肯認真地容忍在多元社會下因為意見表達與抗爭行為所產生的損害，那麼這僅顯示了這些人不肯認真地思考他人不服從的意義，從而無法將自身放在與他們相同地位思考，這是公民社會的一大隱憂。我們從關廠工人的臥軌事件可以見到一股聲音：你去抗議，但不要影響到我任何權益，持續地存在這個社會之中。公民不服從的行為恰恰是，我去抗議而且也要影響到一般人的權益，因為唯有這種方式才有辦法讓社會正視其所抵抗的法律或是政策的不正義性。「引起損害」是公民不服從的一個具有爭議的特色，但是關鍵不在於忽視這個損害的概念，將一切引起損害的公民不服從的行為視為非理性與不正當的。而是正視在既有憲政民主體制下，這些可能引起損害的行為之正當性基礎與界限何在。

我認為，公民不服從的非暴力性質必須參酌行動組織者，整體行動規劃以及對於可能結果的預見程度來思考。那些屬於憲法保障的言論表達行為不應該成為我們討論的課題，因為在憲政民主下即便表達言論的方式或是內容與我們道德觀有所牴觸，仍應該受到最大程度地保障。也因此，說用靈堂超度劉政鴻是暴力是不妥的主張，忽視了憲政ABC。說丟牛糞是不妥的說法，也一樣。

回過頭來，如何評價一位警察因為雞蛋而眼睛受傷呢？這就足以說這個暴力的不服從嗎？首先，我想丟雞蛋是可以成為憲法保障言論自由的表達方式之一。其次，從行動者角度，他們無意透過丟雞蛋引起嚴重個人傷害，他們希望透過丟雞蛋表達對於苗栗縣政府的不齒。如果丟雞蛋被視為一種暴力行為，那麼我們大概找不出來在抗議行動中的非暴力的意見表達方式了。第三，如同農陣的林樂晰所說的，警方如果已經預見可能的衝突，那麼必須要問的是「警察」的安全配備是否足夠？以及這樣的裝備是否符合過往的警察的行為準則？必須要問的是，如果損害發生是另外一方刻意降低執法人員的安全防護，那麼到底是誰主觀上有意圖讓損害發生？並且進而將丟雞蛋並且擴大到整個抗爭的行動解釋為暴力？

5. 小結

這一篇文章的目的一方面是釐清公民不服從這個對於轉型社會具有重要意義的概念，由於篇幅關係我尚未論及轉型社會的影響。但是希望作為一個概念說明，這篇文章能夠達成其目的。其次，這篇文章也希望可以將目前搭著社會運動參與者順風車的「公共」討論所呈現出錯誤認知（具體來說，就是蔡正元，唐湘龍，周玉蔻等人的觀點）提出一些糾正。在當代社會中，我們大概很難期望如2100般的節目能夠有精確與細緻的討論，因為這本來就不是這個節目所設定的目標。但是，我們至少可以要求或是指出那些以上節目為自身事業的人（職業民嘴）必須作基本功課，不要讓自身的無知，影響到看電視的人。

旁論二：周玉蔻提到了「職業抗議者」，他可能忘記自己也是職業民嘴，如果要求職業抗議者採用非暴力，那是否應該要求自己先多唸書以及擔負起職業民嘴的責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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